台湾年代的“建丰同志”：主政台湾免除

  《北平无战事》的热播再度引起了我们对“建丰同志”蒋经国的重视。蒋经国的终身，归于典型的政治人生，他在政坛上最有作为的时期，即台湾时期从开始辅佐蒋介石到亲身掌管大局，前后几近四十年，尤今后十二三年更重要。由于逝世前宣告免除等严峻行动，“建丰同志”的整个人生，因此定格于“政治改造”的亮点。

  北京华文出书社2010年推出陶涵（Jay Taylor）撰著的《蒋经国传》简体字新版，正值传主蒋经国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十年前，美国哈佛大学出书社和台北时报出书公司一起出书该书英文版、中文繁体版，新华出书社则在两年后首度出书中文简体版，但对该书“有较大篇幅的删省”。这次简体字新版的“出书阐明”表明“根本保留了原书的全貌”，并对该书作了较高的点评。陶涵现任哈佛大学教授，曾作为国务院外交官先后“驻节”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是一位闻名的“中国通”。为撰此书，他在海峡两岸及美国拜访了蒋经国部下和故交一百六十多位，还很多引证美国国家档案局乃至俄罗斯迄今未公开的档案，英文原著仅注释和索引即达九十页。读过这部列传之后，感到著者为搜求材料的确花了很大功夫，特别是对“美、台联系”的互动、演化占有极为丰厚的史料，有些叙说令人恍若感同身受，这方面是任何一位台湾或大陆的研讨者难以企及的。相反，书中对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变迁的某些论述，却未尽精确和翔实，单个当地尚有不得要领之陋，阅览时还需凭借相关史料予以弥补和参证。

  传主蒋经国的终身，归于典型的政治人生，他在政坛上最有作为的时期，即《蒋经国传》第二部“安身台湾”所述从开始辅佐蒋介石到亲身掌管大局，前后几近四十年，尤今后十二三年更重要。作为一位政治人物，其所作所为有功有过，往往今天之功即以昨日之过变成，而这一点却十分简略被疏忽。在全书压轴的第二十六章“中国式的民主”开始，陶涵写道:“1988年1月1日，在蒋经国的指示下，台湾当局正式完毕对报纸的限证(保持在二十九家)、限张(保持在三大张)的禁令。数天之内，就有两百家左右新出书物向政府处理挂号，街头马上呈现许多新式画报。”当年，免除“”和“报禁”，被视为蒋经国临终之前的奋力一搏。就在1月13日，他猝然病故，距这项严峻宣告不到两周时刻！他的整个人生，因此定格于“政治改造”的亮点。但该书对免除“报禁”这件大事的描绘，大致如上所述，既无纵向的前史铺陈，也无横向的事理解析，显现著者在这方面所把握的材料有限，对其间的内涵逻辑及因果联系或不甚了然。殊不知，蒋经国虽然天不假年，在有关方针的改弦更张上仅止于决断，却造成了漫长而深入的后续影响，而这正是他审时度势下自我否定并改过自新的气魄展现。

  蒋经国虽在1972年5月出任“行政院长”，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蒋介石由暗地复行视事时，已决议让他和陈诚分掌权柄，而其主管规模有政工、情治等，文宣也在其间。开始，国民党首要沿袭控制大陆时的法令及准则，并添加“行政院”《战时新闻用纸节省方法》、警备总司令部《台湾地区时期出书物控制方法》，还选用间断新闻纸配给以及强行裁并、勒令改组或逼迫停刊的手法，迫使岛上不少报刊尤其是民营报刊关门大吉。到1979年4月1日，“行政院”新闻局批改发布《出书法》施行细则，其间第二十七条规则：“战时各省政府及直辖市政府为计划供应出书品所需之纸张及其它印刷质料，应根据节省准则及中心政府之指令，调理辖区内新闻纸杂志之数量。”怎么“调理”呢？《战时新闻用纸节省方法》有明确规则：各报社的报纸，每日的篇幅一概不允许超出对开三张，逢特定纪念日，各报能够增刊，但篇幅不允许超出对开一张，此所谓“限张”；同一报纸，不能在不同的当地印刷，此所调“限印”；全台湾的报纸总数控制在三十一家以内，此所谓“限证”。实际上，自1952年起，政府从未宣告一张新的报纸挂号证。一个适当长的时期里，除了报与报之间“大吃小”的吞并、独占外，台湾没有真实呈现过一份新报纸。故此，党外异见人士和集体只能使用法规的空当，经过兴办杂志宣告政见，如《八十年代》、《美丽岛》、《亚洲人》、《热流》、《疾风》和《钟鼓楼》等，封了再办，前赴后继。

  蒋经国的权势日增，那些担任胁迫言论的组织无不听命于他，如国民党中心文化工作委员会、“行政院”新闻局、警备总司令部部属处室和调查局有关部门均各有分工，或明查暗访，或依法判决，或暗地指挥，或前台操作，只需发现有不合口味的，轻则刁难，重则治罪。至于罪名则形形色色，比如“内容严峻混淆视听”、“影响民意士气”和“违背《出书法》”之类。

  到蒋介石1975年4月5日撒手人寰后，登上党政大位的蒋经国持续威权控制，但对同类个案的处置方法有所改变。1976年8月，时任律师的傅朝枢接办《东方日报》，将之更名为《台湾日报》后常常对当局进行打击。虽然其言辞剧烈，蒋经国并未命令将傅送去绿岛吃牢饭，而是指示有关部门在1978年8月以重金收买该报，让其得以交换外汇赴美国及香港办报，在境外恣意批判。台湾“报禁”敞开之前，除掉清一色的党营、公营和兵营报纸，几份比较像样的私营报纸，也握于有国民党中常委头衔的报老板之手。如此，岛内资讯来历相同，言论大体一概。据有人研讨计算，台北一地五家首要报纸的政治、军事和国际新闻的类似度，一度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

  “报禁”的存在，对台湾始终是一个讽刺性标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举办“国建会”时，《联合报》系代表在新闻组讲话要求“敞开报纸挂号”，“撤销篇幅约束”。前《》社长马星野在1981年6月一次讲演中说：“人为的三大张篇幅约束，不免有违于自在相等的准则了。”这位老报人曾在国民党中心委员会主管宣扬的第四组任主任，能有这番慨叹足以阐明“报禁”之掉队讨嫌。同年，一贯充任“政治花瓶”的中国青年党主席李璜，为该党机关报《新中国日报》复刊当面向蒋经国恳求，“俾中国青年党的言论及建议，为合作政府的复国建议，有以自见于国人。”蒋经国“允予交办”，但国民党中心秘书长蒋彦士二十天后约见李璜，以“敞开报禁，一时尚有困难”婉拒。李璜颇感冤枉地表明，他不是要政府遍及敞开报禁，而是为友党敞开一张曾办了十四年的日报，却难以如愿。直到那时，“报禁”尚无任何松动的痕迹，执政的国民党前瞻后顾，担忧党外对立实力获得以报纸传达资讯和理念的权力，其将失掉对言论的有用控制。

  台湾的“报禁”于1988年头蒋经国病故前不久宣告免除，但他正式做出决断则在一年多曾经。这项方针的调整，与其说是他个人思想上的幡然醒悟，不如视为其面临内外部压力交汇时富于理性的顺势而为。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经济起飞到八十年代臻于昌盛，巨大的中产阶级不满足生活富裕，留洋学子带动社会观念更新，本乡实力吁求更多权力，在在使政治民主化浪潮有进无退，而“复国”方针沦为废话，与大陆民间往来之门敞开，则导致“”的法理根据不复存在，“报禁”和“”方针失掉依傍。局势比人强，蒋经国总算在1986年9月明示：将免除实施三十八年的令，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

  蒋经国对党政核心层的这一宣示，当即成为新闻界的头号新闻。1987年2月，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宋楚瑜升任中心副秘书长之前，承受《天下杂志》拜访时说：“方针上的考虑最简略，便是执政党从三中全会以来，一向反省国家的形式现已走到别的一个阶段，除了在政治上做了许多改造的办法之外，对现有严峻行政的工作，也做了全体的反省。所以在敞开组党之外，也反省报业问题。”他表明：“至于决议计划的布景，仍是根据蒋主席关于未来国家开展走向敞开的指示，除了政治外，信息方面也要敞开。”几句解画之言，勾勒出蒋经国对这一问题的思路改变头绪，显见他把完毕与免除、报禁看作“政治改造”的关联性行动。

  当时，台湾新闻界最重视的是，已具有三百七十万份发行量、每年广告收入达七十亿新台币的报业商场，解禁后将有一大批报纸面世，必然构成新的竞赛格式。一起，也有报人担忧捆绑业界多年的“报禁”名亡而实存，由于就在宣告将免除“报禁”不久，“行政院”新闻局的人事呈现异动，曹建中任出书处处长，黄重生任国内新闻处处长，李继玄任该处副处长。其间，曹是前警备总司令部政六处处长，专事控制出书物，撤销党外杂志最力，后为“国防部”总政战部政二处处长；黄原供职于一所军校，也有稠密的军方颜色。这几位脱下戎衣，换上西装，不能不引起业界及各方的疑虑。籍“立法委员”吴淑珍（即之妻）向“行政院”提出书面质询，要求间断军警人员出掌新闻局重要职位。国民党籍“立法委员”黄主文也指出，曩昔由军方人员审检出书物已遭物议，若免除后，新闻局要职由这些具特别布景的人出任，更值得谴责。这种军警人员转职新闻主管单位的行为，未必是蒋经国命令布置，但可必定有其身边的人参加策划或首肯，使得免除“报禁”的序幕听上去不太美好。《蒋经国传》这一章写的是“中国式的民主”，如此风趣的标题若直接用于描述免除“报禁”的附加动作，倒也适可而止。

  （文载2010年12月5日《东方早报•上海评论》。汹涌新闻经授权转载。）